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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犯罪論的現狀和展望

  發布時間:2020-05-14 16:42:57


    一、單位犯罪論的現狀及方法論的選擇

    我國目前的單位犯罪領域正呈現出巨大反差。一方面,企業違法行為觸目驚心,經常見諸報端,同時,刑法分則當中的單位犯罪,占到刑法所有罪名的三分之一,但另一方面,實踐當中,最終受罰的單位犯罪案件卻極為少見,幾乎不到同期刑事判決的千分之一;一方面,單位犯罪一直是學界的熱門話題,肯定單位犯罪的著作和論文不勝枚舉,但另一方面,單位犯罪的一些基本觀念,如作為法律擬制人格的單位如何實施犯罪,單位犯罪到底是單位自身的犯罪還是將單位組成人員的犯罪轉嫁給單位自身,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定論。特別是20世紀末已經偃旗息鼓的單位犯罪否定論,近年來又改頭換面,以單位犯罪擬制論的形式悄然回歸。這種情形,是我國對單位犯罪的認定和處罰無所適從的如實反映,從中能窺見我國司法機關在單位犯罪的處理上進退失據的窘境。

    出現這種狀況,恐怕和我們所選擇的單位犯罪和單位處罰研究模式有關。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單位犯罪研究有兩種模式:一是單位犯罪模式,一是單位追責模式。前者以單位犯罪是單位自身犯罪為前提,強調在事前,從刑事立法的角度,規范地探討單位犯罪定義、單位犯罪的成立要件及其處罰范圍;后者則從單位犯罪由其組成人員的個人實施,單位犯罪表現為其中的個人犯罪的前提出發,強調在事后,從司法追責的角度,探討單位在什么條件下對其業務活動中出現的違法行為和結果擔責。從我國目前的單位犯罪研究以及實務情況來看,立法以及學界主流觀點傾向于前者,這一點從我國現行刑法第三十條中強調單位犯罪是公司等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但對單位是如何實施犯罪這一關鍵內容卻刻意回避的一點就能看出;相反地,司法實踐則傾向于后者,這一點從相關司法解釋盡管對何謂單位犯罪閉口不提,但卻從正反兩方面列舉說明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單位實施犯罪,或者單位設立之后,主要實施犯罪的,不是單位犯罪;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不是單位犯罪,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或者單位員工實施由單位決策的犯罪活動、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的一點就能看出。

    確實,從犯罪模式的角度來研究單位犯罪,希望預先對單位犯罪進行定義,然后以此為依據將所有的單位業務活動中的違法行為一網打盡的想法,固然理想,但并非易事。且不說將單位業務活動中的違法行為一律作為單位犯罪,予以刑法處罰的做法在世界范圍內尚未達成共識,即便是在英美等單位處罰歷史悠久的國家,有關何謂單位犯罪、對犯罪單位如何處罰的看法,近年來也一再發生變化,導致單位處罰效果備受質疑,更不用說本來就沒有處罰單位犯罪傳統的我國了。這一點,從現行刑法制定時起就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過程就能看出。當初,刑法修改草案當中本是有單位犯罪定義的,但在大會審議時,有代表提出,該定義的規定不夠全面,不能包括分則規定的所有單位犯罪,因此被刪除,而改用了現在的寫法。盡管如此,原草案中單位犯罪的核心內容即“經單位集體決定或負責人決定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是單位犯罪的見解,至今為止一直受學界和實務主流見解的青睞。但是,且不說將一個在立法之初被放棄的見解奉為圭臬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更何況,將單位負責人的決定本身視為單位意思的做法,也已經為一些判決所不采。實務中不少判決認為,即便是單位領導決定的行為,也不一定能夠認定為單位犯罪,還要考慮該決定是否經過了“單位決策機構按照公司章程規定的決策程序”,更有甚者,認為即便是經過了單位決策程序的決定,還要看該決定的內容是不是在“單位業務范圍之內”。這樣說來,判決在單位意思的判斷上,并不完全是考慮單位領導個人意志,還考慮到了單位的決策程序、業務范圍等單位自身的要素,而現行的通說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筆者認為,在我國刑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明文只是宣示性地規定了單位犯罪和單位處罰,但何謂單位犯罪又言之不清的情況下,應當將單位追責模式和單位犯罪模式結合起來,借鑒司法解釋的相關做法,在追責模式前提之下考慮犯罪模式。具體而言,在單位業務活動中出現了違法結果的場合,首先從單位從業人員個人犯罪的視角啟動調查,在這種調查當中,如果能夠查明該個人行為背后存在單位支配或者操縱的話,再將其作為單位犯罪而追究單位自身的責任。

    二、組織體刑事責任論及其應用

    企業從業人員在業務活動過程中出現的違法行為,是否是單位自身的行為,可以從“組織體刑事責任論”的角度判斷!敖M織體刑事責任論”的出發點是,不依托單位組成人員的自然人,而是從單位組織體的結構、制度、文化氛圍、精神氣質等特征中推導出單位自身構成犯罪并承擔刑事責任的根據。從我國目前主要依托單位組成人員的自然人的意志來認定單位犯罪的現狀而言,本見解至少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現實意義:

    一是能夠說明單位的獨立實體特征,F代社會中的企業等單位是獨立于其組成人員的人格化實體,這種實體具有自己的類似于自然人的思想、人格之類的特征,身處其中的自然人,在企業文化、場景或者氛圍的感染之下,有意識的人格會被群體所淹沒,無意識的人格占據主導地位,換言之,群體中的個體已并非自己,而成為了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提線木偶。單位被害的重大性,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單位的這些特征。

    二是具有超越自然人處罰的獨到價值,F代企業的崗位制度以及科層制度,使得其中的個人表現出一種“社會性服從”;加之單位中決策鏈條的冗長和決策程序的復雜,使得單位違法活動很難追溯或者具體化到某一個單位成員。這種情形下,在單位業務活動引起了違法結果時,若著眼于單位中個別成員行為的話,則常常會因為其參與程度或者認識程度微弱而陷入束手無策的境地。此時,將每個單位成員微弱程度的違法或者責任集合起來,只要能夠得出單位整體具有重大違法或者嚴重責任的結論,就可以據此認定單位自身的犯罪并對其予以處罰。其比對自然人造成的法益侵害要予以處罰,而對作為自然人復雜集合的單位造成同樣甚至更為嚴重的法益侵害時,刑法卻無能為力的情形要強得多。

    三是有助于妥當理解單位與其成員的自然人之間的關系。按照“組織體刑事責任論”,單位之所以對其組成人員的自然人的違反行為擔責,是因為單位成員在單位業務活動中的違反行為,與單位自身的制度措施、精神文化具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單位鼓勵、刺激、默許或者疏忽了其成員的犯罪,即單位作為一個實體參與了其組成人員的犯罪,故單位要對其組成人員的違法行為承擔行為責任或者監督責任。如此說來,單位犯罪的場合,單位和其組成人員之間可以存在共犯關系。

    按照組織體刑事責任論,在刑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所規定的單位犯罪的認定和處罰上,必須區分不同情況,類型化處理:

    1.單位組成人員在業務活動中引起了侵害法益的危害結果,而這種結果是單位鼓勵、教唆、縱容、默許之下所引起后果的話,單位和該組成人員之間成立共同犯罪,適用“兩罰制”。這種情形是典型的單位犯罪。單位對其組成人員的支配、鼓勵、教唆,可以通過單位領導等管理人員進行,也可以通過單位內在的制度、文化等體現。這種形式的單位犯罪通常表現為故意犯。

    2.單位組成人員在業務活動中引起了侵害法益的危害結果,但這種結果不是單位教唆、鼓勵甚至默許的結果,而是單位疏于管理的結果的話,組成人員構成故意犯或者過失犯,單位對于其組成人員的行為承擔過失犯(監督過失)的刑事責任。但這種過失犯責任的承擔,以刑法具有規定為前提。

    3.單位組成人員在業務活動中引起了侵害法益的危害結果,但這種結果既不是單位教唆、鼓勵甚至默許之下進行的,也不是單位疏于管理而導致的話,單位自身不承擔刑事責任,由其組成人員的個人負責。但在查明單位中的管理人員對該下級成員的危害行為有疏于監督義務之過的場合,該管理人員有可能要承擔過失犯的刑事責任。

    4.單位組成人員在業務活動中引起了侵害法益的危害結果,而這種結果是在單位操縱、支配甚至是脅迫之下實施的話,該組成人員可以沒有期待可能性為由,不承擔刑事責任,或者減免刑事責任。但要注意的是,在單位的組成人員因為沒有期待可能性而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承擔刑事責任時,單位自身并不能免責,有可能被判處罰金。

    5.單位下級組成人員在業務活動中引起了危害結果,事后查明,這種結果是在單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命令、指使、教唆或者縱容之下引起的,但該管理人員的指使、教唆違反了單位自身的相關政策和制度,不能視作為單位意思的體現時,該從業人員的危害行為不能視為單位行為,單位對此不擔責。該具體實施的單位下級組成人員和該高級管理人員要構成共犯。不過,該下級人員有可能因為沒有期待可能性而免責。

    按照上述理解,我國實務當中,對于單位成員在業務活動中的違法犯罪行為,真正被作為單位犯罪處理的情況可能并不會很多,多數情形被歸入了自然人犯罪。這也符合我國目前司法實踐的實際情況。當筆者以“單位犯罪”為關鍵詞在有關裁判文書數據庫中搜索時,發現大部分情況屬于辯護律師的一廂情愿,他們認為該案屬于單位犯罪,但法院的最終判決卻認定為了自然人犯罪。這也意味著,我國實務當中,法官們對單位犯罪抱著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可判可不判的盡量不判。這樣說來,本文開頭所提及的奇特現象——即盡管我國現實當中伴隨單位業務活動的違法犯罪行為不少,但最終被作為單位犯罪處理的裁判卻極為少見的原因便不言自明了。

責任編輯:張凱甲    

文章出處: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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